对失信者采取限制高消费的惩戒措施，是跨领域联合惩戒的典型例子，对其是否构成不当联结，确有争议，且看上去很难以惩戒措施是否符合他事项/领域法规范目的的标准来衡量。
他把狭义比例原则描述为如下权衡法则：对一个原则的未满足程度或损害程度越大，满足另外一个原则的重要性就必须越大。即使存在这些影响，其真正原因并非是同性恋者的存在，而是占多数的异性恋者对同性恋性倾向所持有的敌意和不自在态度。
然而，德沃金并不绝对反对权衡。首先，即便立法者试图穷尽所有可能情形，现实生活中必然会持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无法可依的情形无法避免，法律漏洞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由此可见，如果法律不符合法治观念，无法保障一定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个人往往无所适从，毫无自由可言。它们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在他看来，法律共同体的成员为了使共同生活有序，成员之间应当相互赋予如下五种基本权利：平等的个人自由权。
一国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保障可预见性的法律，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反民主、反人权、推行种族隔离、实施性别歧视、进行宗教压迫的法律秩序。与此不同，道德的眼光要求尊重每个人，平等考虑所有人的利益，要求摆脱自我中心、种族中心的视角，要从所有相关方的视角来判断，对不同利益作同等考虑。此外，传统法治观念只关注法律的可预见性，而不关注法律是否符合公正、民主、尊严等实体价值，这也是不可取的
萨基拉基斯正确地指出，在权利与不正当因素之间发生冲突时不应当进行权衡，但他没有看到权利也经常与其他正当法益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权衡无法避免。适用价值，则应当追求最大程度上实现价值，并在两个价值出现冲突时进行权衡。此外，如果一人的观点以虚假事实为依据，那么，对其意见自由设定较大限制也是正当的。其次，就有效性而言，规范要不有效，要不无效，两者必居其一，不存在中间状态。
在不同法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但可以、也应当根据宪法价值秩序，对相关法益各自的重要性作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判断它们孰先孰后。鉴于辨别力较差的受众容易轻信不实陈述并受到误导，事实陈述具有较大危害性。
首先，为了特别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轻度、中度侵犯，为了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轻度侵犯，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真实事实陈述与他人名誉权发生冲突的，原则上意见自由优先，但事实陈述涉及他人隐私、或者破坏信任关系的，则名誉权优先。就此而言，法益权衡虽然降低了可预见性，但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能够实现可预见性和个案正义之间的平衡。其次，无论如何努力精确定义，法律概念总是有核心含义和边缘含义之分，总是会出现模棱两可、难以界定的情形。
其次，为了一般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中度和重度侵犯，为了重大公共利益对权利作出重度侵犯，都不符合狭义比例原则。其中，部分虚假、整体真实的事实陈述，应当视同于真实的事实陈述，否则将压制正常的交流。然而，将基本权利与其他法益进行权衡时需要综合考虑个案中的各个相关因素，这就导致权衡结果因个案而异，不具有可预见性，个人无法确定地事先知道其可以从事哪些行为而不会面临不利后果。一、基本权利审查中的法益权衡困境 自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在药店案判决中主张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以来，比例原则成为德国法上风靡全球的出口畅销品，为诸多国家借鉴、移植，俨然成为国际公认的宪法基本原理，被誉为公法上的帝王条款、终极法治。
表１ 规范和价值的差异 那么，基本权利属于伦理还是道德范畴呢？哈贝马斯不赞同权利天赋、权利国赋等学说，认为不能够从个人道德诉求、共同体的伦理决定推导出权利，而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主张权利是人们基于主体间性的商谈而互相承认和授予的。二是区分标准超出个人控制范围，导致个人无法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趋利避害，而只能被动接受不利后果。
对于这种质疑，不少学者提出反驳，主张法益权衡是根据理性标准进行的。他主张，法益权衡思维预设任何事物都可以权衡，而人权保护个人作为道德主体（moral agents）的身份，既不可量化，也不可权衡。
三是就基本权利的享有进行区分对待，使得不同群体在不同程度享有自由和权利。其次，以贬损他人为目的、无意对相关主题本身进行讨论的恶意批评（Schmähkritik）侵犯名誉权，不受保护。实际上，实质法治不仅追求可预见性，也追求个案正义，并要求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意见自由与对立法益之间的权衡 《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了意见自由，保障个人通过发表言论参与公共民主生活的自由。持此论者实际上主张，只有存在共同标尺时，才能对不同法益予以精确赋值，从而使得法益之间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相反，被攻击者进行反击时，其意见自由通常优先于争端挑起者的名誉权。
根据传统法治观念，法律应当普遍、公开、不溯及既往、清晰、不自相矛盾、稳定，不得设定无法实现的义务。基于这一立场，哈贝马斯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价值司法提出了批评。
在理想的商谈中，秉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们相互尊重，得出共识。最后，立法者追求的诸多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这也导致法律之间存在冲突。
最后，就相互关系而言，规范之间不得相互矛盾，它们共同组成一个融贯整体。事实陈述可以分为真实和虚假两类。
该案中，被开除军官的隐私权和多数人持有的对同性恋倾向的偏见之间发生了冲突。就此而言，哈贝马斯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二）德沃金等：权利优先于公共利益 与哈贝马斯相似，德沃金从权利的性质出发，主张个人权利原则上优先于公共利益，两者发生冲突时不得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进行平衡。至少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传统法治观念所追求的法律可预见性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基本权利属于道德领域的规范，不同于伦理领域的价值，因此不得权衡。具体而言，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进行沟通和协商，相互理解，承认对方有相应权利。
（三）法益权衡与法治原则 基本权利审查中进行法益权衡，似乎并不与法治原则的要求完全一致。严重虚假的事实陈述影响他人名誉权的，则后者优先。
有鉴于此，我们本来就不应当对法律的可预见性提出过高期待。下文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意见自由、平等权与对立法益之间的法益权衡实践为例，探讨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道德问题属于规范问题，其答案应当能够得到奉行不同价值观的所有人同意，即对所有人成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答案是一元的。下文分别探讨有关诘难和质疑是否成立，并将得出否定结论。在商谈理论的框架之下，哈贝马斯将基本权利界定为商谈主体为了避免共同生活无序，而必须相互赋予的五类权利。还有学者认为，法益权衡导致不确定性，这违反法治原则。
《德国基本法》第3条第1款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立了一般平等权，第2款规定性别平等，第3款禁止根据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和出身、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进行区分对待，禁止歧视残疾人。其次，如果法律有瑕疵、但尚不导致明显不正义，则仍然应予适用，维护法的可预见性，同时容忍对实质正义的一定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法的可预见性优先于实质正义。
在所有权利中，一些权利对于保护尊严和平等是必须的，它们构成了相对重要的权利。法律具有这些性质时，个人可以得知法律鼓励、允许还是禁止特定行为，个人可以据此进行利益计算，趋利避害，从事被鼓励和允许的行为，不做被禁止的行为。
一方面，可预见性能够保障自由，而自由是实质正义的一个方面，因此，实质正义本身要求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在私人领域，名誉权原则上优先于意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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